兰台说史·近代西南三省为何曾沦为“鸦片天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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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06月07日 15:26:03
来源:彭于晏出柜历史

清朝人吸鸦片是个世界级的难题,没有人能解释,怎么一夜之间大清国到处都是烟馆,到处都是吞云吐雾的瘾君子。有钱人也吸,没钱的也吸。这种起初被当作药品进口的毒品,毒害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身体,对社会风气影响也非常大。在惊人的市场需求量下,中国本土居然也种起了罂粟、做起了鸦片生意。

而近代西南云南、贵州、云南三省,就是在这一片迷烟毒气之中,沦为制售鸦片的大毒窝。

清末瘾君子吸大烟景象

一、买不起鸦片就自己种

鸦片最早在唐朝时已有记载,明朝时流传渐广,不过那时还是以药物的名义出现,民间尚未形成吸食之风。鸦片的药用价值最初体现在治疗虐疾、痢疾以及刺激性欲等方面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卷23《阿芙蓉》篇中指出,“阿芙蓉,前代罕闻,……气味酸涩,温,微毒,主治泻痢、脱肛不止,能涩丈夫精气,俗人房中术用之。”

李时珍像

到了清朝,英国为了挽回贸易额度入超的被动局面,逐渐增加对中国鸦片的输入。康熙皇帝时代人们尚未认清鸦片的危害性,仍把鸦片进口列入药品贸易来管理,只征税不禁烟,这使得鸦片流毒渐广,使用范围逐渐由药用演变为吸毒,使用人群也从上流人群扩大到全社会。此后雍正、乾隆、嘉庆诸帝都大力禁烟,但始终成效不大,到了道光时代,清朝年流入鸦片从康雍乾嘉时代每年几百箱的数量,暴增至18712箱(1835年)。

如此庞大的鸦片输入,造成了严重的白银外流,不仅清帝国中央财政运转受到影响,民间的瘾君子们也逐渐不堪重负。

又想吃(吸),又没钱买?怎么办,自力更生,土法上马。

近代鸦片的主要生产基地在印度,中国西南一带与印度的气候有一定相似之处,具备种植鸦片的基础条件,所以在英国向清朝倾销鸦片之前,西南就有零星种植。

西南三省中的云南直到近代开发都不太深入,瘴疠特别多,落后的西南山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,贫穷的农民往往吸食鸦片以治疗百病。道光年间云南巡抚颜伯熹就曾谈到,“滇之边地,瘴气甚盛,百姓土民以吸烟可避瘴,乃竞相吸之。”

那么云南的鸦片,又为何从少量的药用种植,扩展到大量生产呢?

二、种普洱茶的都改行种鸦片

起初,鸦片经由缅甸扩展到清朝边境,云南省西南一带是政府力量的空白区,清廷实行的禁烟令执行不下去,故而种植区能够稳定的存在。

道光年间,云南本土生产的鸦片已渐渐流出省境销往他省,虽然制售质量比印度鸦片略有不如,但价格低廉,销路极广,特别是邻近云南的广西、贵州、四川诸省,进口洋鸦片转运来销的不多,市场上售卖的主要就是云南货。一本万利的生意,迅速刺激了边境农民的种植欲望,种植范围很快扩展到全省。

罂粟植株,看起来十分妖艳

1839年,御史陆应谷向道光皇帝奏报说:“通省栽种罂粟之地甚多,故吸食鸦烟之风愈炽。……各府厅州县,地方辽阔,接壤边陲,昔种豆麦之田今成罂粟之地。”

云南各地海拔、气候和水土条件不同,产出的鸦片质量也有好有坏,以至于市场上还给分出了三六九等,号称迤南土、迤西土、迤东土三类,最好的是迤南土。迤南、迤西、迤东是清朝在云南省设立的三个道,迤南的首府就在大名鼎鼎的普洱市,现在是产茶大户,而当年这丰厚的水土,却是罂粟花盛开之地。据当年海关汇总的数据,全云南省鸦片销售量约5万担,而迤南一道的就有3.1万担,占60%还多。

英国人戴维斯在清末时曾到云南全省作过实地考察,在滇西南一带发现,这里“几乎没有贸易,偶尔有从大理或云州来的骡子组成的商队来卖盐,铁锅和其他产品,购买汉人在附近山上种植的鸦片,而这似乎是唯一的出口产品。”可以说不论是传统的粮食作物如蚕豆、小麦,还是经济类作物如茶叶,全都被罂粟替代。

三、四川和贵州又种又吸

四川省种植罂粟比云南要晚10至20年,但因其驱动力是日渐昌盛的市场需求,故而推广的十分迅速而猛烈。

据《清史纪事本末》卷74记载,鸦片“寻由印度传之云南,而南土兴。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,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。”

鸦片战争之后,清廷的禁烟政策被外国列强摧毁,国内市场彻底放开,四川鸦片生产也随之放飞自我,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。1869—1879年短短10年,四川鸦片产量从7500担暴增至17700担。到1906年,更是疯狂地涨到238000万担。在四川所有出口的物资中,鸦片的价值折合后占到40%。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后确认,四川成为中国第一大鸦片生产省……

四川人种得多,吸得也不少。如此之多的鸦片,33%的被四川百姓自己消耗掉。

清末家庭式抽大烟

贵州历来是人狠话不多,鸦片战争后,罂粟花也默默地开遍黔中大地。贵州的民风一贯比较朴实,在其他各省早就全民抽大烟的时代,贵州直到道光时代还没有形成吸毒风气。贵州山多田少,产出不多,老百姓种粮还不够生存所需,都攒着劲多打几亩粮食。所以道光时代虽然个别地区也有种罂粟的,但也就是几亩、几十亩的规模,远远比不上云南、四川。

但是再老实的民风,也架不住利益的驱使。鸦片战争后,随着云南、四川种植量越来越大,贵州人也开始眼红了。据《贵州通志》载,贵州抛开了川滇二省先边境后中心的策略,一上来就甩王炸,直接无视朝廷的封禁政策,从省城贵阳附近开始种,贵阳、安顺、兴义、遵义等府“鸦片遍山弥谷”……

省城带头,示范作用相当强大。仅仅花了20年,贵州鸦片种植区从贵阳一带扩展到全省,几乎无山不开花、无县不制毒,鸦片产量暴增至15000担,虽比川、滇略有不足,但起码达到了同一个数量级。到了1897年,贵州年产鸦片4万担,位列全国第三。

贵州人随之蔓延开了吸毒之风,各府各县大烟馆遍地开花,不论平民还是富豪,不沾点鸦片似乎赶不上时髦。甚至个别政府官员和军队人员如把总、千总都染上了吸食之风,贵州省官员忧心忡忡地说,如此再复数年,贵州将无可用之财、无可战之人。

全国各省虽然不同程度地都种罂粟,但论组团种鸦片、吸大烟,数年成片塌陷,川滇黔绝对是头一号。触目惊心的吸毒行为、满山遍野妖艳的恶魔之花,难道就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?为何没人站出来管管?

四、自己抽自己嘴巴子的清政府:一边禁烟一边收烟税

清朝的禁烟政策,简要概括就是一句话:自己抽自己嘴巴子。

从道光到光绪诸朝,清朝对鸦片的政策总体来看有这么四类:

其一是弛禁政策。面对白银大量外流的现实,道光朝曾有人建议放开禁烟政策,例如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于1836年建议,放宽鸦片生产限制,用本土鸦片抵制外国鸦片,从而减少鸦片流入和白银外流。这种割肉补疮式的政策,虽然能保住本国白银,但纵容国人吸毒种毒,在官面上甚不好看。当时清朝还保持着独立自主,清流士人的攻讦力度还相当强大,道光皇帝虽然心有戚戚,但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没有推行这个看起来有几分道理的政策。

实际上幸亏他没推行,否则这位软蛋皇帝头上的罪名又要多一顶。

道光皇帝像

其二是严禁政策。弛禁未成,清政府转向全面严禁,吸鸦片、种鸦片统统判刑,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外国商人也要予以严惩。这是1840年前后清政府的政策,决心很大,动作频频,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。然而禁烟运动很快被两次鸦片战争打断,连禁烟大臣林则徐都被治罪。西南三省的鸦片业失去了约束,鸦片种植很快蔓延不可控制。

其三是高税收政策。鸦片战争打开清朝国门,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。根据当时中外商定的条约,鸦片贸易也要遵守国际贸易原则,输入清朝的鸦片和其他货物一样交纳关税。1858年清朝与英、法、美三国签署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:海关税则》,规定洋药(鸦片)每百斤纳税30两白银。且进一步规定,鸦片进入清朝内地市场流通后,再抽多少税厘听凭清政府自主决定。

这一下子打开了清政府的思路,反正是挡不住洋人的鸦片了,那就索性放开了征税。1859年,清朝开始对鸦片征收合法的厘金。到1885年,清朝征的税越来越多,竟然达到每百斤80两白银,远远超过了海关正税。

如此一来,吸鸦片的更加肆无忌惮,种鸦片的也就更加放飞自我,有多少种多少。川滇黔三省开足马力种植,连基本的粮食作物都废而不种,云南的大米一度靠越南进口而维持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有些地方让农民纳税,直接规定可以用鸦片充当白银……

其四是“以土抵洋”政策。这是帝国裱糊匠李鸿章提出来的。李中堂不忍心看着清朝的白银一直外流,于是想了个招,对进口鸦片和本土鸦片搞差价,洋鸦片每百斤收80两白银,土鸦片只收40两白银(也有说法是60两,但据说因为西南三省抵制强烈,没能成事)。

面对清朝土鸦片的疯狂竞争,洋人干着急没办法,因为之间的条约说好了,进入内地后征多少钱随中国的便。这政策一出,洋鸦片销量应声回落。1867年清朝进口货物中鸦片占比46.15%,到了1894年这一数字被腰斩至20.65%。

清末海关景象

但这么一折腾,虽然把洋人压制住了,对自己的身体却又是狠狠一刀。西南三省受此鼓舞,种植鸦片的热情又空前高涨起来,国内市场对品相最好的西南鸦片呼声日趋上涨,鸦片种植面积有增无减。

随着鸦片问题的深入,禁烟问题在西南三省越来越成为绝症。一方面,清朝政府财政极度困难,无法解除对鸦片税的依赖,只能一手自己打脸,一手恬不知耻地继续收鸦片税;另一方面,地方官府、商人、烟农在长期的种、销、税流程中,形成利益链条,每一箱鸦片赚得的银子,大头都流入官员手中,政府要解决鸦片问题阻力重重、无法克服。最令人痛心的是,鸦片问题对西南三省,特别是云南、贵州的社会风气造成严重损害,吸食鸦片成了难以杜绝的顽症。

尾声:

清朝最后十年,虽然随着新政的推开,最终否定了国际鸦片贸易的合法性,洋鸦片无法再流入国内,但西南鸦片的病根子已然种下,直到清王朝覆灭也没能解决。其后续影响甚至延续到民国、乃至于解放前夕,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才在沛然莫之能御的革命风暴中被强力摧毁。